摘 要：探讨李映明“红色文化”剪纸艺术作品的特点，为“红色文化”剪纸艺术寻找具体案例和理论依据。通过翻阅文史资料，对李映明进行个人访谈，大量收集李映明的剪纸作品，从中发现其艺术创作烙上了浓厚的“红色文化”印记，是共和国成立以来具有代表性的“红色文化”剪纸艺术精品。李映明“红色文化”剪纸艺术创作题材及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画中有画‘红色伟人’”、“情节叙事‘红色场景’”以及“单色剪刻‘红色精神’”。他用“红色文化”剪纸艺术诉说着新中国的“红色”故事，他的每一幅作品都承载着深刻的“红色文化”内涵，展现了共和国的时代变迁。
关键词：李映明；“红色文化”；现代多元；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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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中国传统民间剪纸在历经上千年发展演变之后，在20世纪初期内部社会变革和外来文化渗透的影响下，开始向现代剪纸转变。如在北京、上海、山东烟台等地已经出现了现代剪纸雏形，但真正开始出现“红色文化”题材的现代剪纸形式则要从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算起。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此讲话精神的推动下，当时一大批延安革命文艺工作者们，积极深入民间一线大量采风收集、发掘、整理和研究陕北民间剪纸作品，并和当地民间艺人切磋学习。之后，他们以解放区的新生活为蓝本，运用新的剪纸艺术形式鲜活地再现了延安解放区的革命战斗和生产生活的场景，创作反映延安群众工农兵革命生活、生产的“红色文化”题材剪纸。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毛主席又提出了“两结合”的文艺创作方针，即“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针，[1]强调文艺创作既要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才能满足文艺为新中国政治现实服务的需求。因此，诸如“欢庆解放”“抗美援朝”“中苏友好”以及反映老百姓日常生活、劳动生产等场景都成为了当时“红色文化”剪纸的主要题材。而“红色文化”剪纸发展至“文革”时期，以歌颂毛主席为主题的剪纸在全国遍地开花并呈现出鲜明的“公式化”“样板化”特征，掀起了“文革”红色剪纸的狂潮。

“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的解放与自由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凝结而成的观念意识形式。[2]正是在当时“红色文化”主题剪纸的热潮下，李映明于1962年以大型剪纸作品《电力机车出厂》为起点开始了他的剪纸创作生涯。李映明在当时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剪纸刻画了大量传递时代精神的作品。其中，有从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场面到社会主义大生产的画面，也有从毛主席画像到工农商兵楷模特写等一系列代表作。他用剪纸艺术从不同角度镌刻新中国的时局变幻和社会群像的图景，围绕时代领袖、时代英雄楷模、知识青年、革命生产等“红色文化”主题而展开，呈现出了具有个人特色的剪纸艺术形式。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李映明“红色文化”剪纸开始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艺术面貌。这一时期他的剪纸开始摆脱程式化的图式语言，与其他艺术形式兼容并蓄，相互吸收融合，使得剪纸的形式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他还从民间剪纸中汲取创作养分，运用传统剪纸的艺术形式来呈现新时代全国人民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生活面貌。

二、李映明个人简介

李映明（1940~）现居湖南株洲，系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剪纸艺术委员会副会长。2020年7月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湖南省剪纸研究会授予李映明等六位八十高龄的老艺术家“湖湘剪纸卓越贡献奖”。李映明及其作品还入编《中国现代美术家名人大辞典》《中国民间名人录》等数十部典籍。

李映明出生在广西桂林的一个农户家庭，桂林山灵水秀的自然环境赋予了他对美的敏锐感知和细致温和的性格。他从学生时代开始酷爱美术，就读中学时，他的美术天赋就受到了当时美术老师的赏识。1958年（18岁）初中毕业后，李映明怀抱着对艺术的热情和远大理想报考了当时的华中师范学院图画系（今湖北美术学院）预科，但因受到其美术授课老师被划定为“右派”的影响，他进入艺术专业殿堂求学的机会被“和右派划不清界限”的罪名扼杀了。所幸的是，当年株洲电力机车厂正好到桂林招画图工，李映明的美术才华为他打开了当时株洲田心机车车辆工厂（即今天的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的大门，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铁路职工。进厂一年后，因出众的美术才华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被调动到厂工会俱乐部专职负责工厂宣传工作，主要工作是放映电影和制作电影海报。特别是在受到当时工会俱乐部负责人王葵师傅的影响下，李映明首次尝试用剪纸的艺术形式来制作电影招贴海报。而他正式开始“红色文化”剪纸艺术创作是从1962年（22岁）开始。当年4月，全国首台电力机车（138电力机车）在株洲成功下线，开创了我国干线电力机车制造的历史，使得株洲电力机车厂成为了中国“电力机车的摇篮”。剪彩庆典当天锣鼓喧天，盛况空前。李映明在亲眼目睹这一历史性场景之后，随即以满腔激情创作了人生第一幅大型剪刻纸作品《电力机车出厂》。这幅作品在1963年株洲市首届工人美术展览上获得全市二等奖。自此，李映明开始了潜心钻研剪刻纸技艺的艺术道路。

李映明多以创作蕴含强烈时代精神的“红色文化”题材剪纸为主要特色。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剪纸创作生涯中，李映明对剪纸技艺执着追求，精益求精，他不仅将“红色文化”剪纸创作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之中，也将剪纸艺术融进了与时代发展的洪流之中。他用“红色文化”剪纸艺术诉说着新中国的“红色”故事，展现“红色”伟人光彩。他的每一幅作品都承载着深刻的“红色文化”内涵，渗透着厚重的历史感，展现了共和国的时代变迁。

三、李映明“红色文化”剪纸艺术特色

李映明的剪纸作品题材非常广泛，主要涉及到从新中国建国后至21世纪我国社会政治、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内容紧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记录了各个时期社会的发展，描绘新人新事新风尚。除此之外，他的剪纸创作超越了传统民间剪纸的程式化，并且在不断探索剪纸艺术材料、工艺、形式创新的基础上，朝着精细化、丰富化、综合化发展，以高雅丰富的内涵和鲜明动人的视觉效果为旨趣。[3]并且，在艺术语言上，其剪纸构图更多元化，造型更加规则性、秩序性，装饰纹样更加丰富。他借助于传统绘画和民间剪纸的艺术语汇，并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融合现代艺术观念，大大开拓了剪纸艺术语言自身表现力的创新。其剪纸艺术特色用独创性的艺术风格和精湛熟练的技巧将新时代的人、事、物生动再现出来，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红色文化”倾向。

1. 画中有画“红色伟人”
在李映明“红色文化”剪纸艺术作品中伟人形象一直是他重点表现的对象之一，这跟他的剪纸创作起源于毛泽东时代有关。毛泽东可以说是共和国所爱戴并崇拜的第一人，他带领党和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列强，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创建了一个新中国。因此，国人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崇敬之情，对其形象的赞美和歌颂更是无穷无尽。特别是到了60年代，政治运动的风起云涌让文革时期的宣传画、连环画、大字报等各类以“歌颂毛主席”为题材的作品铺天盖地而来。因此，从创作初期开始，李映明就以毛泽东为主的“红色伟人”形象作为其“红色文化”剪纸的主要题材之一。

 

如图2所示是李映明以“红花绿叶式”构图创作的“红色伟人”代表作《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幅作品中，毛主席的高大形象如纪念碑一般矗立在画面正中。同时，他以阴刻线条来表现毛主席衣着的主要结构，再以阳刻线条刻画主席慈祥的笑容，使人物形象具有生动的神韵和伟人特征，象征着毛主席高大的形象迎着我们、向着我们走来了，像一轮光彩夺目的朝阳从我们面前升起，给人带来了无限的希望。[4]构图采用竖式构图，并且有意识地运用了西方绘画中近大远小的空间透视原理来营造人物和景致的空间感，使得画面更加真实，并以前景、中景、远景的布局手法将风景的远近层次安排得井然有序。而画面中的剪纸纹样则是根据毛主席的形象需要，创造性地使用象征万古长青的松针纹样和祥云纹样并结合万里江山景致，以此来烘托毛主席指点江山、高瞻远瞩的革命家气魄。

如图3所示是他的另一幅“红色伟人”代表作《共筑强国梦》，该作品创作于2016年，是以习总书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共筑强国梦”的讲话精神为创作背景。用以弘扬新时代实现中国梦，凝聚中国力量，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前进的“红色文化”精神。作品正中以面带笑容的习总书记半身像为中心主体形象。以阳刻呈现人物惟妙惟肖的神情动态兼以阴刻表现人物衣纹，打造了鲜活传神的习总书记形象。而在椭圆中心人物周围环绕的祥云和太阳，穿插点缀的航空母舰和五岳大山图案，以及由不同城市地标性建筑图案搭配松针纹样所构成的中国地图等视觉元素共同对习总书记这一中心主体起到了烘云托月的作用。而在椭圆中心画面之外，李映明又运用祥云元素衬托着“神七升天”“和谐号”等标志着国家发展里程碑事件的象征符号，进一步烘托突出习总书记的丰功伟绩。该作品曾在湖南省第七届工艺美术精品大奖赛荣获铜奖，是李映明“红色文化”剪纸人物类题材的代表作之一。

2. 情节叙事“红色场景”
李映明剪纸的“红色场景”题材主要是呈现我国在共产党带领下在建国初期所发生的诸如新中国诞生、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等具有重大历史性意义的国家大事件。围绕此类题材，如下图4、5所示李映明创作了诸如《地下长城》《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等一系列代表作品。

在上述代表作品中，李映明运用“情节性”绘画的手法，通过表现瞬间定格画面来再现“红色文化”事件的历史性场景，并采用全景式构图着力把“时间流动的情节过程”呈现在剪纸的二维平面空间内。这一类剪纸作品着重表现人物群像，借由人物群像的刻画展现内容丰富的时代场景画面，是众多人物和大场面的巨制。并根据特定的场景为构图依据，用诸如多层式、辐射式等构图布局将人物合理安排在既定的场景之中，以此来打破剪纸画二维空间的局限性，从而展现流动时间内宏大的叙事场景。例如图4《地下长城》所示，这是李映明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时代背景下创作的一幅剪纸作品。当时，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群众性构筑地下人防工程，以挖防空洞为重点的运动。而在株洲电力机车厂宋家桥这一带，就有着一处重要的地下长城防空洞，它默默无闻地藏于地下，守护着株洲电力机车厂。基于这一历史性事件，李映明于1972年创作了《地下长城》这一巨作。该作品在构图上采取分段多层式全景构图，这是为了打破剪纸画的二维空间局限性，以表现流动时间内情节叙事或是有时间先后顺序事件的一种构图手法。画面层数的多少取决于主题的内容。而《地下长城》分为三层分段式构图，最下一层是劳动群众在商讨如何广积粮食以备战备荒的场景，中层是再现作战指挥室、蓄水池、出入口、传达室等工事内部设施等场景，而上层是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建筑防空洞的场景，顶上层则是士兵守卫防空洞成果的场景。每一层的场景连接起来构成了一个完整构筑地下长城的动态情节画面。同时他在统一中寻求变化，用螺旋形地道连接了中间层和最顶层的画面，以此来打破单调的三条水平线构图，使画面布局更加丰富多样。

 

而图5所示另一幅代表作品是李映明于1967年创作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该作品的创作背景是基于1966年8月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红卫兵的历史性瞬间场面来进行创作的。在画面中心，毛主席站在敞篷吉普车里不断地向红卫兵们挥帽致意，四周彩旗飘飘，男男女女红卫兵拥簇着主席，大家情绪高涨、斗志激昂，一浪又一浪高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回荡在整个广场上空。正如著名革命现实主义画家王式廓所说:“通过瞬间视觉形象来表达某种思想情绪，来揭示生活的本质意义。”[5]为了将事件的宏大场景再现，李映明在这幅作品中着重刻画人物群像动态，因表现人物众多且动态感强，从而在构图上采用辐射式全景构图。这类构图具有向外扩散的方向感和动态感，能达到增强画面张力、凸显中心人物、收紧画面主题的效果，视觉冲击力极强。[6]构图的节奏通过作品中手捧毛泽东语录，挥舞双手迎接毛主席的红卫兵群像所展现出来。并在毛主席的主体人物形象刻画上遵循文革美术中“三突出”“高大全”的视觉图像设计范式，将毛主席置于比视平线高的位置，形成一种压倒之势。[7]将领袖人物的形象处理成令大众仰视的视觉形象，使观者从视觉到心理上对画面人物产生崇敬之感。[8]

3. 单色剪刻“红色精神”
“红色文化”精神是“红色文化”的实质，也是传承“红色文化”的核心目标。根据近年来学术界对“红色文化”精神的定义可知，“红色文化”精神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战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建设阶段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的奋斗历程中所形成的革命精神、建设精神和改革开放精神的总称。围绕“红色精神”题材，李映明创作了包括《“和谐号”动车》《鼓动株机》等一系列反映和赞颂“红色精神”的代表作品。在这一类作品中他多是运用阴阳剪刻结合的手法来进行创作，即在同一幅作品中既用阳刻又用阴刻，根据画面的不同情况和需要灵活运用，以此来协调画面的黑白灰关系和物象特征。这是由于单色剪纸没有色彩对比，因此画面的黑白灰疏密关系是决定其艺术美感的关键，而阴阳刻则是创造剪纸画面黑白明暗色调的主要艺术手段。

《“和谐号”动车》所示，在该幅作品中，李映明用阴刻塑造了八辆横竖交错飞驰而过的“和谐号”动车和背景处山峦的结构线，用简洁、概括，或曲直或刚柔的线条穿插地来表现物象特征，以尽可能少的线条表现了尽可能丰富的内容。使得动车和山峦的主体形象靠大色块反衬，画面具有条理性和节奏感，整体视觉语言理性克制，表现内容繁多但不繁杂，形成了黑白分明，展现时代精神的“红色文化”剪纸画像。该作品运用阴阳剪刻手段创造性地将现代化城市的优美景致和中国高铁技术蓬勃发展的靓丽风景展现在世人面前，显示出了李映明高超的剪纸艺术创造能力和创作水平。

而另一幅作品《鼓动株机》是李映明于2016年创作的又一单色剪刻代表作。该作品以株洲电力机车厂创建80周年庆典为表现对象，突出展现企业自主创新的“高铁精神”。该作品整体上采用对称折刻制作，其制作方法是先将纸沿中线对折后，在中线上预留三个以上适合的点，再画出一半的底图，随后运用阴阳剪刻法制作而成。该作品中李映明运用阴刻法刻画由舞龙队伍和八辆火车头组成的中心主体图案，人物从面部五官到衣物纹饰以及火车，都将线条剪去，只留下大块面，使得画面中的人物和火车动态形象黑白分明，动静均衡。而画面远景处的企业大门、烟雾、树木以及四周环绕的祥云纹样则运用阳刻法塑造为主，以形态各异的线条来构成物象。蒸蒸日上的企业、高速飞驰的八辆火车以及点缀其间的装饰纹样使得画面整体布局更加丰富饱满，同时也寓意着中国高速铁路技术一派欣欣向荣的光明未来。

结语

李映明的剪纸艺术以现代的、多元化的视觉艺术魅力，成功地探索出了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并表达了自己对“红色文化”的崇尚和敬意。他运用“画中有画”的图示语言来展现“红色伟人”光彩，通过情节叙事手法呈现“红色场景”的恢弘，同时结合单色剪刻工艺来传递“红色精神”内涵。他的“红色文化”题材剪纸紧贴时代，把握社会脉搏，呼唤时代强音，用新的剪纸艺术形式传递着“红色文化”精神的时代内涵，最终得以将红色伟人、红色场景、红色精神等跃然纸上，从而成为了现代“红色文化”剪纸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可以说，李映明的剪纸创作与时俱进，源于社会、反映社会，与时代发展相伴相生，其剪纸创作思想和艺术特色深刻反映了时代精神和“红色文化”。在图式语言上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从而使得他的作品形象造型生动真实，构图饱满而有层次感，人物群像鲜活，画面气势大气磅礴，空间处理错落有致，线条有力丝丝入扣，达到了“千刻不落、万剪不断”的程度。

总的来说，无论是从题材的呈现抑或是表现手法的创新上来看，其剪纸都呈现出更加令现代艺术家和设计师瞩目的时代意义。它既带有传统剪纸的民间艺术色彩，同时又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设计意味，他的剪纸一手牵着传统，一手牵着现代，在立足于传统民间艺术的同时，与时俱进，为湖湘当代剪纸艺术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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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1] 马静静.毛泽东文艺思想之刍议[J].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10(04):115.[2] 赖宏,刘浩林.论红色文化建设[J].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66.[3] 谢晓芳.剪纸的理论探析与创新实践报告[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009:17.[4] 郭大明.论新中国人物雕塑的表情特征[D].景德镇:景德镇陶瓷学院,2014:13.[5] 杜龙琪.20世纪中国情节性绘画研究[D].西安:西安美术学院,2010:88.[6] 欧阳舟.毛泽东时代的广告宣传画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6:25.[7] 彭婵.“文革”连环画的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7:18.[8] 佟迅,王廷信.“文革”时期“样板戏”的传播对艺术生态的影响[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4(06):90.[9] 王升斌.红色文化的历史演进[D].遵义:遵义医学院,2014:16.[10]彭珊珊.红军长征湖南段红色文化遗产廊道旅游开发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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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度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立项课题“湖南传统手工艺的高校传承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XJK20ATW00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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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出处
李映明剪纸作品图片均来源于作者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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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彭江琳1 吴卫2
（1.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长沙 410199；2.湖南师范大学，湖南长沙 410012）
简介
1.彭江琳（1991～），女，湖南株洲人，2020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主修视觉传达设计，现工作于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通讯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庐山路庐山恋小区11栋，412007。TEL：15096343376。
2.吴卫（1967～），男，湖南常德人，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博士，曾于1988～1990年留学日本千叶大学デザイン学科。现为中国包装联合会包装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湖南省工业设计协会副会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设计分会委员、湖南省设协设计艺术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湖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主要从事传统艺术符号和高校艺术教育理论研究。